前不久，深圳市明確提出“工業立市、制造強市”的口號。廣州市也首次提及“堅持產業第一、制造業立市”。此外，天津、武漢、長沙、合肥、常州、汕頭、江門、濟南等城市也紛紛提出大力發展工業經濟和制造業。

數據顯示，我國“萬億俱樂部”城市中第二產業占比從2020年的35.05%提高到2021年的36.25%。制造業重回城市，正成為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

制造業為何重回城市？

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是經濟發展的“壓艙石”，更是推動城市經濟的重要驅動力。通過對我國各城市統計數據分析，從整體看，我國城市已全部進入工業化階段，部分已經步入后工業化階段。

以2021年統計數據計算，位于工業化后期及后工業化階段的城市占比達到51.2%，主要集中在東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中期城市占比達到45.1%，且大部分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工業化初期的城市占比僅為3.7%，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

“十四五”期間，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都市圈正成為承載產業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新時代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應尊重客觀規律，加快推動制造業高端產業資源向大城市尤其是城市群核心大城市集中，中心城市以發展先進制造業、高端服務業等高附加值產業及產業鏈高端環節為核心，形成帶動區域乃至全國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

當前，制造業再次成為多個城市推動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發力點，不僅是城市發展的需要，更是制造業轉型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結果。

一方面，新階段城市更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導向要求制造業回流與集聚發展。當前，傳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城市發展模式正在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集約型增長轉變。作為研發投入最多、技術創新最活躍、輻射帶動力最強的產業部門，制造業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和效率經濟特征。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城市更應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搶抓潛在產業機會，以制造業的發展夯實未來城市競爭力的基石。

另一方面，制造業的數字智能化與綠色低碳化發展為制造業重回城市提供了支撐。隨著智能制造、綠色制造等技術進一步普及，城市產業載體緊缺、環境負荷有限等瓶頸對制造業發展的限制程度有所緩解。近年來，杭州、武漢、成都等城市通過規劃指引等方式鼓勵制造業向城市中心區域回流，引導制造業“進園上樓”，發展綠色、集約、高端、高效的都市工業，推動產業升級迭代，有效實現了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

在制造業重回城市的過程中，城市應如何做？

率先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旗幟型產業集群。在發展制造業過程中，城市應以旗幟型產業集群為核心打造一批“定得準、叫得響”的城市名片。具體來說，城市應充分依托自身產業優勢領域，加快提升產業創新驅動力和資源配置能力，積聚力量建設一批千億元級產業集群，以量的積累實現質的突破，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

扎實推進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城市特別是傳統老工業基地城市產業基礎好，但也面臨結構單一、短板突出、基礎能力薄弱等問題。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可有效推動城市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提升單位土地產出效率。城市具有科創資源充裕優勢，在推動制造業發展中更應聚焦區域重點產業鏈中的薄弱領域與產業鏈缺失環節，集中力量補短板、夯基礎，降低“卡脖子”風險，不斷提升產業整體穩定性。

發揮優勢加快推動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城市的發展為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提供了場景承載，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又是制造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升、現代產業體系不斷完善、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不斷邁進的標志。在發展制造業的過程中，城市更應該充分發揮自身場景優勢，適度超前建設新型基礎設施，以“兩業”深度融合為主線，鼓勵企業開展融合創新，培育發展新業態新模式，提升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

全面搭建示范引領性強的制造業發展生態環境。城市布局制造業的高附加值環節，更應瞄準企業需求與產業需要，強化創新鏈與產業鏈的聯動、產業發展與科技創新的聯動，著力打造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的成長環境，構建“政產學研金服用”融合產業生態體系。同時，要以服務產業發展為導向，對標國際規則和國內最佳實踐，加快營商環境優化，圍繞政務環境、服務環境、市場環境等方面加強城市服務能力、治理能力與管控能力建設，提升產業創新生態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撐能力。